陶侃读书台
来源:中财论坛         作者:剑鸿         时间:2022-12-27         点击量119

古代的读书台,往往是纪念名人读书之所,又被称为室外书房。从文化传承角度看,读书台向来是景以人传,久而久之成为名胜。目前,很多地方都有带着地域文化印记的读书台,比如四川江油有李白读书台,江苏常熟有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台,江西新淦则有陶侃读书台。这些读书台,在耕读传统的古代社会,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。

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,东晋名将,出身寒门,文武兼备,行迹独特,很有传奇色彩,也是读书人勤勉尽责,自强不息的典范,广受后人追慕。陶侃能够成就一生功业,与他母亲严格的教育有很大关系。由于陶侃母亲是新淦人,少时随母在新淦有过生活经历,便有了新淦陶侃读书台。

陶侃读书台始建于什么时候,或者说后人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读书台来纪念陶侃,很难查考。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梳理,最晚在南宋绍兴时期,陶侃读书台就已经是著名的地方名胜古迹了。南宋谢谔(1121——1194年)曾经登临过读书台,并留下一首名为《读书台》的诗作:

莓苔点点路层层,此地分明胜墍增。

天上楼台山上寺,云边钟鼓月边僧。

青松鹤弄筛金粉,宝塔星垂见夜灯。

消尽尘襟千万斛,石床闲倚听残经。

谢谔是新喻人,即今江西省新余市,与新淦县同属临江郡。谢谔一直在新淦周边的乐安、吉州、分宜等地任职,《宋史》记载他“幼敏惠,日记千言,为文立成”。这首诗应该是关于陶侃读书台较早的作品,仅从诗中所描绘的事物看,有寺庙,有僧人,有宝塔,有石床,并不像专门写读书台景观的,不排除后人用名人诗作附会的可能,但也能说明南宋时期读书台一带就已经风光独特,景观林立。

明代嘉靖年间的礼部尚书王英曾经作过一篇《新淦读书台记》。他说,读书台位于新淦县城以东的百华寺之左,“其地隆然而高”,“其前金水如带,其后玉山高峙”,读书台附近有洗墨池。洗墨池上盖有小亭。坊间传说,洗墨池的水变黑,则预示着读书人用功甚勤,肚子里的墨水已经够了,这个地方要出贤人。洪武年间,池水变黑,新淦果真就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名臣练子宁。

王英的这篇《新淦读书台记》,收录在新淦较早的已经散佚的隆庆版县志里,重修县志时被转录。从县志所录资料来看,陶侃读书台作为古迹不是单独存在的,在读书台附近,不仅有百华寺、洗墨池,还有陶母墓、化梭亭等古迹,随着后世名人足迹越来越多,读书台附近逐渐成为历代名人登临凭吊之处,又添了练子宁祠、惜阴书院等,甚至连陶渊明也同曾祖父一起被人们供奉祭祀,俨然成为新淦文化荟萃之地,是一处难得的文化景观群。

清代做过顺天巡抚的祖重光做过一篇《重修读书台记》。这篇记篇幅很长,议论多,叙述少,它给人们传递的信息是——清初,在临江抚军蔡士英、新淦县令潘岭、胡之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,曾经对陶侃读书台进行过重修。施闰章、施维翰都为读书台做过记。庆幸的是,这两篇记都完整地流传下来,并且附录了不少名人题诗。

施闰章(1619年—1683年),字尚白,号愚山,安徽宣城人,是清朝初期的政治家、文学家,曾经做过山东学政,当过蒲松龄的主考官,很欣赏蒲松龄的才华。施闰章在《陶桓公读书台记》中说,他在江西做布政司步鹕臣庞槔殖⊥烽时,曾经到新淦练子宁祠凭吊,登高望远,极目四方,见百华寺一带被榛莽覆盖,洗墨池已经荒废成井,读书台左引城郭、下俯赣江、背枕东山,万岭参错,菊黄枫丹。东北面山谷间是刘次庄曾经寓居过的戏鱼台,也是堤倒水干,石刻不存。西望赣江对岸,只见居人烟火,断绩迷离,一派秋色。施闰章是深秋到新淦的,文字充满了感时怀古意味。他有诗云:

山寺鸦啼灌木阴,荒台有客共登临。

云闲对岸青峰远,江拥孤城白露深。

青草迷离弦诵地,夕阳凭吊古今心。

野塘流水犹无恙,旧可残碑何处寻。

施闰章这首诗可以穿越时空,即便是现在,如果再去读书台遗址附近的山岗上登高望远,所见的白云青峰、野塘流水、青草夕阳等景色也差不多,所引发的感慨也类似,不同的是,不但残碑难寻,连荒台也难寻了。

施维翰,字及甫,号研山,清顺治九年进士,与施闰章同时代人,年龄相差不大。历官临江推官、监察御史、山东巡抚、浙江总督。他在所作的《重修读书台碑》中,记录了新淦县令潘岭捐出俸禄重修读书台的情况,并明确了重修读书台完工的时间是顺治甲午即1654年冬。

总之,读书台成为新淦一方名胜,成为名人登临,文人雅集的场所。清代新淦人王言写过一首诗:

晴高天宇扫云阴,携友乘春载酒临。

浓淡百花开寺遍,微茫一艇钓江深。

风声披拂诗书气,山势峥嵘豪杰心。

好景满前难着句,残碑古篆可重寻。

王言是新淦大东里人,字慎夫,号雨峰。清康熙十八年(1679)进士,做过永定河总监,宛平、顺天府尹,由于为官清正,被康熙帝亲赐“清官第一”金匾,至今仍保存在新干。他的长子王泰甡,字鹿宾,号芝圃。清雍正二年(1724)中进士,选庶吉士,升户部主事,后来做过顺天知府。他写过一首《宴集读书台即席赋》,反映了文人到读书台雅集的盛况。关于陶侃是否真在这里读过书,历来都有些质疑之声,新淦人朱孟震在他《秉器集》中也表示过怀疑“不知桓公曾寓此否也,池真伪尚未必然”。怀疑归怀疑,透过浩瀚的历史尘烟,真假命题已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千百年来陶侃读书台赋予新淦人文的精神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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